【摘要】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其激进思想改造国人的观念。因此，当常燕生质疑其激进思想时，陈独秀抓住机会，企图一举在观念上“征服”常燕生。常燕生则在与陈独秀的思想论争过程中，逐渐接受陈独秀的激进思想，原本温和的文化观日益激进化。此后，在东西文化调和论的刺激下，常燕生激进的东西文化观日渐成熟，认为东西文明不是“地域之别”而是“古今之异”，并在批评胡适文化观的表述中得以系统阐明。然随时代的变迁以及自身认识的深入，常燕生激进的东西文化观有所调适，开始扬弃“东西文化”乃“古今之异”的观点而强调文化的“民族性”，思从个人或民族的理想与生存环境相结合的思路“创造新文化”，并在与王去病讨论如何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得以阐述。遗憾的是，在此“调适”的取向下，传统文化却无法承担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所需求的重任。为了“国家”的生存，常燕生的东西文化观不得不再次“激进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