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近三十年的清史学界，随着一个个新鲜话题的讨论，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之不断地被引向深入。撷其要略，可析之为四：一是经济史领域经历了由“资本主义萌芽”到“现代化市场经济”，再到“过密化”、“江南道路”、“江南早期工业化”诸研究范式的转换；二是社会史及文化史领域高举“新史学”的旗帜，在对普通民众进行“国家意识”的塑造上，又引进了“公共领域”、“国家与社会”等西方理论；三是“新清史”在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，衍化出“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”、“内陆亚洲”等概念和理论，引发学界对清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以及边疆民族理论的聚焦；四是政治史研究经历了由对历史规律的追寻，到对政府行为、政治过程的关注，并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政治史的视野，成为政治史在新世纪走出低谷的重要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