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20世纪前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控制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,多种矛盾交互汇集,纠纷发酵,在城市中的表现尤其典型。就广州的情况而言,这一时期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纠纷应对中显示出了一定的互补性,但调解本身仍然呈现出无序化和多方博弈的特征。在具体涉及水利、铺权、寺庙集资、工团、劳资等多发纠纷中,广州社会始终有多种力量对这类社会紧迫问题进行关注并参与其中,以寻求在公共事务中扮演角色。在群体性的水利纠纷事件处置中,政府、公益组织和乡绅名流三种力量的表现具有一定差异,呈现出了递进层次关系。究其原因,在于乡绅名流对事件的熟悉程度、介入程度及期待程度最优。在铺权产权纠纷中,政府习惯于采取含混不清的安抚方式进行处理,但没有摆正公平利益原则。在寺庙集资纠纷中,由于政府管理程序的严谨性本身面临质疑,导致矛盾难以有效平息。在工团、劳资纷争中,政府的主导性明显,社会贤达人士的感化作用也不可低估。总体看来,缺少政府与民间协作的综合的、条理性的机制,是民国前期广州纠纷调解中的一种普遍缺位现象,由此导致社会调解资源的宏观整合不足。而放眼全国形势,民国时代制度文明难产的共性特征明显。